您现在的位置是:网站首页> 内容页

“大武汉”复兴记

  • 公海贵宾会网址
  • 2019-09-26
  • 332人已阅读
简介▲2015年9月23日,汉正街小商品市场多福路上,来自湖北省内各地的许多老板娘,忙完白天的生意后,各自扎堆跳起了广场舞。(视觉中国/图)

    ▲2015年9月23日,汉正街小商品市场多福路上,来自湖北省内各地的许多老板娘,忙完白天的生意后,各自扎堆跳起了广场舞。(视觉中国/图)

    

    全文共5448字,阅读大约需要14分钟

    

    

    改革开放浪潮下,武汉一度失去方向。2003年,时任武汉市市长李宪生在两会期间,对着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连问了三个“武汉在哪里”。

    

    “大学校长、科技厅厅长成为省委常委,这在今天是很难想象的,可想而知,湖北、武汉对于科技是有多么重视。”叶青说。

    

    后来的事实证明,光电子产业并未如预期成为21世纪最大产业之一,押宝光电子产业的光谷,在一定程度上错过了互联网风潮。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文 | 南方周末记者 王伟凯

    责任编辑 | 吴筱羽

    

    除了上海,武汉是另一个在地名前坦然加一个“大”字的城市。整个近代史,武汉处于中国政治、经济的核心,“大武汉”之名被广泛接受。

    

    1949年之后,武汉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工业重镇,直到1986年,其工农业总产值还高于广州。但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下,沿海城市迎头赶上,武汉一度失去了方向。2003年,时任武汉市市长李宪生在全国两会期间,对着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连问了三个“武汉在哪里”。

    

    “不服周”这句口头禅已在武汉流传了两千多年,意思是不服气、不认输。“敢为天下先”“复兴大武汉”的标语,在公交车、出租车、天桥上,随处可见。

    

    过去几十年,本地作家将武汉的小市民文化、码头文化刻画得入木三分。

    

    2011年,武汉作家池莉在小说《她的城》里这样描写早年的汉正街:“绝望而敏感的劳改释放犯等社会闲杂人等在这里嗅到改革开放气息甩开膀子大干,因此这里最是五花八门鱼龙混杂,针尖大小的生意也只有买错的没有卖错的。”

    

    1970年代,武汉的改革开放就在这鱼龙混杂中萌芽起步。

    

    如今在汉口的一些老里弄里,也还能看到穿着讲究的半老徐娘倚靠门框,一边嗑瓜子,一边随着收音机传来的老歌挑动着脚尖。但一切都在悄然发生变化。

    

    “光谷、东湖绿道,大都市文化正越来越浓了。”原湖北省人大常委、武汉大学区域经济学教授伍新木说。在他看来,这座古老的城市正在被赋予新的意义。

    

    

    1“很遗憾,汉正街没成为义乌”

    汉正街,即汉口的正街,是一条有着悠久历史的商业街,明末清初,女诗人吴琪曾用“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夜明”来形容它的热闹。

    

    历史上,汉正街附近街巷的命名多与商业行帮、商品有关,以至于“街名一半店名呼”。比如,药帮巷、砖瓦巷、板子巷、淮盐巷、茶叶巷、茯苓巷,还有一些街巷以居住者的籍贯取名,如宝庆正街、黄陂街、徽州巷、广东巷等。

    

    这些都代表了汉正街旧时浓厚的商业氛围。

    

    还是计划经济的1970年代,汉正街沉睡的商业记忆被悄然唤醒,一些小商贩开始偷偷摸摸活动。他们卖衣服、拉链、小饰品,但在那个年代,做生意属于“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路线”,经常会受到打击。

    

    直到1979年,武汉市政府恢复汉正街中断了数十年的自由商贸传统,重新开放小商品市场,并于当年年底,向全国首批103名个体户发放了营业执照。“汉货”开始风靡全国。

    

    刚来时,湖南人李蒙和绝大多数的人一样摆个小摊儿;到了1992年,汉正街东端集家嘴的江汉交易大楼和中段利济路口的小商品中心市场建成,他也从地摊走进了门店,开了家女装店。

    

    街上三十多年的跌宕起伏,李蒙都亲历了。记忆最深的还是2005年底那场大火,当时永安巷那栋七层楼房的大火照亮了整个汉正街,4名13岁至17岁的童工被吞噬。汉正街基础设施陈旧、空间组织混乱的弊端暴露无遗。此后,武汉进行了3个月整治,小商贸时代引以为傲的作坊式生产退出了历史舞台。

    

    汉正街开始寻找出路。20公里外的汉口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也在那时开始陆续建成,成了“升级版”汉正街,虽然现在来看还比较冷清,但在不少人心里,却代表了武汉小商品经济的未来。

    

    即便有了20公里外的“升级版”,汉正街上依然繁忙,这里是武汉服装产业的集散中心。清晨4时,人们就被街道上的车声、吆喝声叫醒,一直到下午四五点,才渐归于平静。

    

    最近三年,汉正街又迎来了新的生机。汉正街龙腾服装商会秘书长刘在军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2016年,陈一新担任武汉市委书记后,对汉正街提出了新的定位:重整汉服(指:武汉服装),打造时尚汉正街。

    

    如今的汉正街被规划成三个区域,东片是金融区,中部为产业升级区,北片因为保留了很多汉正街遗迹,成为旅游休闲区。

    

    时下,街上商贸特征正在退去,与周边的龟山公园、长江大桥、江汉路、江滩、楚河汉界等连成一片,一个广义的汉正街(指汉正街周边的商圈)正在形成。

    

    刘在军本人也是个老武汉了,在他看来,批发市场就应该紧邻零售市场,尤其是服装产业,“汉口北距离零售市场太远,只有场地,却没有交易”。

    

    而更多曾在此地谋生的人都有这么一个遗憾:汉正街没能成为中部地区的义乌。

    

    

    2“不找市长找市场”

    无论汉口还是汉正街,在中国商业经济史上都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武汉始终不是民营经济重镇,利用外资方面更是弱项。

    

    21世纪初,俞正声担任湖北省委书记时曾经提出,武汉在两个方面存在不足,一是民营经济,一是县域经济。当时,俞正声还带领众多湖北官员前往浙江考察民营经济发展。

    

    实际上,1949年之后,在武汉经济发展中扮演最重要角色的一直都是重工业。武钢、武锅、武船、武重等武字头的企业,都曾是赫赫有名的大型国企,武汉的工业遗产数量在全国也排在前列。

    

    1984年,武汉成为全国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改革开放拉开序幕。当时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将武钢、武锅等41个中央、省属在汉的企业下放给武汉市管理,武汉市拥有了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由于改革力度大,时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周太和亲自到武汉指导。

    

    22年后,全国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专职副主任陈一新亦是空降武汉,担任市委书记,按下武汉改革的新按钮。

    

    公开资料显示,整个1980年代,武汉工业长期封闭、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被打破,市场经济基础逐渐形成,以冶金、机械、纺织为三大支柱,食品、化工、电子、轻工、医药、建材等行业初具规模。1978年—1991年,工业总产值由71亿元增长到335亿元。

    

    当年的国企中也涌现了一批改革先锋,时任武汉汽车发动机厂产品试验组组长的陈启发就是其中一位。

    

    资料显示,1983年,武汉汽车发动机厂资不抵债,但工人们依然吃大锅饭、无所事事。当年5月,陈启发率试验组11名工人,以小组名义与工厂签订自负盈亏的承包合同,成立微型汽车维修中心。当时,武汉三镇的微型车都来这个中心维修,生意一下就做开了,小组当年即向工厂上缴1.1万元。

    

    3年后,陈启发完成从普通工人向厂长的转型,还率先喊出“不找市长找市场”的口号,在此后的三十多年一直都很响亮。

    

    “80年代的武汉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有很多亮点,但并未建立在深度和开放的基础上。”在伍新木看来,最遗憾的是,武汉只有改革没有开放,从而失去了机会,开始被沿海城市远远甩开。

    

    “1992年之前,武汉没有一家外资企业。”伍新木不无遗憾地说。史料显示,根据当时的政策,直到1992年,武汉才被确定为沿江对外开放城市。

    

    在伍新木看来,外资、外企对于一个地方观念、意识的开放有着至关重要的冲击作用。“开放的城市和没有开放的城市,最大的差距就是在观念上。”伍新木解释,“武汉差不多用了10年时间,才把阻碍它发展的观念清理出去。”

    

    1992年是武汉改革开放关键的一年。当年1月18日,邓小平的专列在武昌火车站停了29分钟,开启了视察南方的第一站。在武昌火车站贵宾厅里,邓小平接见了当时湖北省的主要领导。谈话中,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三个有利于”等著名论断。

    

    

    3武汉究竟在哪里?

    改革开放早期,武汉的工业体系形成了以重化工业为主、轻纺工业为辅的局面,特别是“一钢独大”的现象尤为突出。

    

    1990年代后期,工业开始式微,武汉走上了下坡路。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到2006年,武汉经济到了低谷,综合经济实力排在全国第13名。“中部塌陷”的忧患一直萦绕在武汉人的头上。

    

    2016年9月,宝钢、武钢合并,更是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

    

    2003年,全国两会期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参加湖北小组会议,当时的武汉市长李宪生发言时说:“我是武汉市市长,最近刚回到武汉工作,我始终在思考一个问题:武汉究竟在哪里?”李宪生指的是,那几年,武汉被边缘了,需要重新找准自己的位置。

    

    叶青也参加了那次小组会议,他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一市之长当着副总理的面提出“武汉在哪里”的问题,在场不少人感到震惊,当时的武汉确实需要一个战略定位。

    

    次年的全国两会,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明确提出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很快,中部各省开始响应。

    

    武汉也很期待抓住这一次机会。但遗憾的是,从2003年开始,武汉前后6次以不同主题申请国家级综合改革试验区,前五次均铩羽而归。直到2007年12月,第六次的主题“武汉城市圈”最终获批。

    

    第一次的主题是“民营经济改革”,但因为没有形成集约化经营、整体经济规模小等原因失败;第二次则转向科技创新,武汉有众多知名高校、实验室以及光谷,但依然未获批;此后又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新区发展、“两江一路”为主题申请,均未成功。

    

    科技创新一直都是武汉想打造的品牌,也曾被视为推动武汉产业升级的一大引擎。叶青表示,武汉的高校、科研机构,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在全国处于领先的地位,科研实力是武汉得天独厚的优势。

    

    2000年,时任武汉市市委书记罗清泉撰写《武汉:迈向21世纪的战略选择》,在总结前22年改革开放三个阶段时曾写道:从1997年开始,武汉市就实施“科教立市”的方略,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指导方针,着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强技术创新,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和支柱产业高新技术化。

    

    在这一方面,武汉人再次展现了自己“敢为天下先”的秉性。1999年,周济以华中科技大学校长身份位列湖北省省委常委,后又兼任湖北省科技厅厅长。

    

    “大学校长、科技厅厅长成为省委常委,这在今天是很难想象的。”叶青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可想而知,湖北、武汉对于科技是有多么重视。”

    

    原湖北经济学院院长许建国是一名老武汉,他对南方周末记者分析,坚实的产业基础、便利的交通、充足的水源、丰富的高校资源,是武汉无法被别的城市取代的优势。

    

    “武汉到北京、上海、广州、西安都是四个小时,这个独特的地理优势,全国没有一个地方具备。武汉有7所211高校、2所985高校,加上省属几所高校,武汉的高校数量和在校大学生在全国也名列前茅。”在他看来,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也为武汉再出发奠定了坚实的产业基础,制造业和高新技术的结合,让这座城市的复兴充满希望。

    

    

    ▲2012年2月26日,武汉光谷西班牙风情街,伫立街头的雕像挥舞长剑,在光谷日益密集的高楼中“突围”。(视觉中国/图)

    

    

    4光谷押宝与转型

    武汉的科技创新念想,过去18年里集中投射在光谷上。

    

    “武汉给我最大的惊喜就是从街道口到光谷这一段的建设。”72岁的李寿昆向南方周末记者感叹,他是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兼职教授、政府参事、知名文化活动家。

    

    4年前,他设计的图案被评为武汉市市标,这也实现了他多年来回馈武汉的心愿。

    

    光谷是武汉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别名,众多高校、高新企业聚集,让这里成为武汉的新地标。光谷也是与中关村、张江高科齐名的创新高地,最近几年,小米、华为、腾讯等科技公司在这里落户开设分公司,使其有了“第二总部”称号。

    

    事实上,光谷也曾陷入一段迷茫。

    

    2000年光谷刚成立时,目标其实是建设千亿级的光电子产业基地。当年,光电子产业被视为是21世纪最大的产业之一,除武汉外,广州、长春等地也争先建设“光谷”,但这个名字最终落户武汉,这与武汉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在光电子产业的研发优势有很大关系。

    

    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光电子产业并未如预期成为21世纪最大产业之一,押宝光电子产业的光谷,在一定程度上错过了互联网风潮。

    

    伍新木早些年参观过光谷的光纤生产基地,与会者都被壮观的生产线震惊,伍新木却泼了凉水。他直言,光纤生产在欧美国家来看并不算是领先科技,没有必要太过惊讶。

    

    最近三四年,光谷经历了一番重新思考和定义,开始转型高科技产业聚集地。2016年9月,武汉启动“中国光谷2030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专题课题研究;2017年12月,还邀请了34名院士齐聚北京为光谷把脉。

    

    根据《中国光谷2030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纲要》(征求意见稿),光谷将围绕“一个生态、双轮驱动、三条路径、四大经济、五谷共建”的战略部署展开,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推进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激发大众创业创新新动能。

    

    目前,光谷集聚了1848家高科技企业,培育了5家独角兽企业,形成了光电子信息、生命健康等五大千亿级的产业。

    

    2017年2月,武汉实施“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工程”,在全国率先喊出“留下百万大学生”的口号,而光谷,正是“百万大学生”聚集之地。过去几年,光谷还经历了多次扩张,创业街、资本大厦、创业咖啡馆等一系列的配套已经形成。

    

    2018年5月,在广州工作5年之后,湖北荆州人陈鹏选择回到武汉创业,公司地点就在光谷,主要业务是为一些在线旅游网站提供客户、咨询等。

    

    “武汉的办公成本、人力成本都相对较低,但办公环境不差,员工素质也高,最为重要的是,武汉到哪里都方便。”11月27日这天上午,陈鹏搭了早班高铁到广州见客户,中午吃完饭、谈完事,又搭上下午4时的高铁从容回汉,还赶上和家里人吃晚饭。

    

    光谷在变,武汉在变。

    

    1979年,福建人叶青到湖北财经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前身)读书,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去看了下武汉长江大桥。此后近四十年,他在此地生活、工作,染上武汉人“不服周”的倔脾气。

    

    2003年,叶青开始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因为在全国两会上呼吁“公车改革”而受关注。这个呼吁他一直坚持到今天,2017年,他把自己的思考、行动写成一本32万字的书,就是要对那些没有推行公车改革的地方说一句“老子不服周”。

    

    2011年6月,上海绿地集团宣布要在武汉建一座636米高的绿地中心,那将是中国第一高、世界第三高的大楼。7年后,大楼已在长江边上拔地而起,但最终止步于500米。叶青每次路经此地,都会停下脚步来看它几眼。

    

    悄然变化的还有武汉的气质。一种大都市文明正在从市井文化、码头文化中孕育而出,连能展现武汉人性子烈、市井气的“汉骂”,也正逐渐从街头消失。

    

    2018年11月25日,南方周末记者在汉正街遇到一场“争执”。两个骑电动车的中年男人相撞,其中一人仰起脖子嚷道:“走漏(路)冇得眼!”意思是“走路不长眼”。

    

    另一人赶紧迎上笑脸,掏出一根烟,直接递到对手的嘴边,嗓门虽然也大,但连连致歉。一场往日足以引起围观的“汉骂”就此打住。

    

    (应受访者要求,李蒙、陈鹏为化名)

, 1, 0, 7);

文章评论

Top